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九久读书人联合举办的“一九八四，另一种叙事——‘新人文论’（纪念版）出版座谈会”在北京单向空间举行。丛书作者中的许子东、赵园、黄子平、季红真出席座谈会，与读者分享这套经典丛书背后的故事以及他们的八十年代集体记忆。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钱理群也出席了活动。

　　“新人文论”丛书是八十年代初开始活跃于文坛的青年学者和批评家的一次集体亮相，映照着三十年前潮流观念嬗变的思想大潮。此次重新出版，既是旧作的重新推广，也是对八十年代潮流研究黄金时代的一次怀念和重思。就像资深出版人李庆西在活动现场所说：“八十年代并不是很看重学历门槛的年代，八十年代是尊重名家，但并不崇拜名家的年代，是有利于年轻人脱颖而出的年代。”

　　现场，钱理群教授对“新人文论”丛书发表了看法。以下内容根据速录整理：

　　钱理群：大家可能会注意到“新人文论”丛书的新人中缺了两个人，缺了我和吴福辉，原因很简单，（那时候）我和吴福辉已经不是青年了，那时候我正好是46岁到50岁之间，这个年龄挤进青年确实不合适。但是，因为我后来和黄子平、陈平原两个人一起提出“二十世纪城市潮流”，这样通常大家就把我和黄子平、陈平原一起看待，称我们为青年学者。到后来我退休了，大家突然发现钱理群成老教授了，所以我只有两个命名，从“青年学者”一下子跳到“老教授”，这当中没有一个过渡，所以我是一个没有中年时代的学者，不过当时我们这种四五十岁的中年人跟他们二三十岁的青年人并没有多少的界限，而且是互相帮助的。

　　这里特别感谢黄子平，刚才赵园说到她的第一本书是子平取名的，实际上是子平推荐的，因为我们这群人首先出名的是黄子平，他的《沉思的老树的精灵》非常出名，我们当时还默默无闻。当时上海的一位编辑找到了他，想出他的书，同时对黄子平说，你的同学当中能不能推荐一两位？结果他推荐了我和赵园，大家很难想象，当时这位编辑听完这话后立刻跑到我们家里来，当场就确定让你写什么。我说我在写《心灵的探寻》，他说好，就写这个。所以我今天经常劝那些找我出书的编辑，我说，你别找我这个已经出了名的，你应该找那些已经很有潜力，正处于要出不出的时候的人，他各方面已经准备好了，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比如说年轻、没有机会，他出不来，这个时候找他做作者是最好的，他一定会把最好的东西给你。

　　我觉得今天大家听我们的讲话，我有一点担心，担心我们会不会给诸位造成印象，把1980年代过分地理想化了，好像1980年代青年人非常容易出来，其实并不是如此。

　　谈一点我的经验，我的第一本书到现在都出不来，我真正的第一本书，我下了功夫写的是《周作人年谱》，因为那个时候老师要求研究作家要从人物开始，我记得我花了整整三年的时间辛辛苦苦写出这本年谱，但是这个脸谱最后就是出不来。后来没有办法了，就由我的导师王瑶先生出面，把这本书推荐给了北大出版社，北大出版社接受了，但是那个编辑思想比较老，他审了一年，后来跟我回答说，他说不是你这个书不好，而是说北大出版社第一次出年谱，出汉奸周作人不合适，就这个原因给我退回来了。

　　我想讲的意思是，大家不要把1980年代想得过于理想化，每一个时代的年轻人要出来，都遇到种种的阻力，而这个阻力要靠自己的努力去解决，不要觉得好像过去很好，今天就不好，不要把过去理想化。但是那个时代确实有一个特点，虽然也有外在的这么多阻力，但是我们确实有一大批（我很感激我们的老师）老师对我们全力支持。我记得当时不止是一个老师，还有更多的人，甚至我发现有些人可贵在哪里，他觉得这个学生有可能超过他，但他还是推他出来，这个境界就很难有，现在的导师恐怕很难有这样的气度，他恐怕就不那么热情地把这个学生给推出来。另外那时候真的是有很多的出版社，很多的杂志编辑尽全力要把新人推出来。

　　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学者）相互之间确实非常团结，刚才提到了京海两派（北京、上海）实力是最强的，但是恰巧也是关系最好的。有一种说法一山不容二虎，但是我们几虎在一起，大家都处得非常好，而且尽量互相支持。我觉得这个经验可能更重要，因为从外界环境来看，每一个不同的时代都会遇到阻力，那怎么办呢？靠自己的毅力，还有靠同辈间互相的支持，总是能够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里很重要的一点是生态环境问题，1980年代总体来说，那个时代环境比现在好，我觉得现在令人担忧的就是生态环境。当然现在也有比我们那个时代优越的地方，比如说现在出书要容易一点，不是那么难了，而且现在我觉得，实际上我们今天有些更年轻的学者，他们写出来的书的质量并不一定比这套书差，现在也有一些很好的书，但是不大可能有这套书的这么大影响。我最近跟我的学生谈话，我说，你们无论从知识结构，还是很多的研究上来说，实际上并不弱于我们，甚至超过我们，但是你们必须承认这个现实，你们很难有我们这代人的影响，这跟现代的环境是有关系的。那怎么办？我对我的学生说，因此你们现在就不要再去追求有多大的影响，多大的效应。我提出两点，第一，凭兴趣做学问，第二，凭良知做你自己的事情。现在年轻人只能选择这么一条路，但是我觉得，尽管生态环境不尽理想，我们是不是完全没有进一步努力的空间？我觉得也不一定，更大的环境我们掌握不了，但是小环境里面，我觉得还是有有良知的出版编辑、杂志编辑的，还是可以为制造好的生态环境做出一些努力，更主要还有我们自己，彼此之间是不是可以联络起来，互相支持，也创造出一个相对好的生态环境。我最主要的是呼吁这个，大家第一要面对现实，第二个就是要考虑怎么样能够由自己的努力创立更好的一个环境。

　　【现场问答】

　　问：我主要想问一下钱理群教授，因为我知道你有一句名言，现在的大学生从北大、清华所谓的精英的大学生，他们早已经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句话对我影响很大，我现在也在北大待了一段时间，我自己有这种感觉，因为北大现在好像越来越官僚，早已不是五四时代的北大了，我想问一下钱老，您是在什么环境下说出这句话的？还有你对我们现在大学生的担忧，我认为还是很客观，你觉得我们发展下去是不是一种很危险的趋势？

　　钱理群：我可以讲一下，我怎么会提出这样一个高智商的精致的利己主义概念，其实这个发明权不属于我，是我和两位中学教师的通信当中，他们共同提出这个问题。中学老师最大的悲哀是，他们培养出来的高材生，有相当一部分是高智商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提出后就提醒我了。其实我这个话提出时间很早，我记得在北大110周年校庆很小范围内讲过这个，但是因为在北大内部讲的，没有什么反映，后来我参加刘道玉那个会，马上就在网上传播开了，我想要补充两点，一个就是我觉得高智商的精致利己主义的学生的出现，实际上是高智商的利己主义的老师培养出来的，所以我最近有一个话，我说，北大最大的悲哀就是一批高智商的利己主义者老师培养出一批又一批高智商的利己主义的学生。

　　但是话又说回来，我讲的只是一部分，不能简单地概括为现在整个北大的老师都是利己主义的，学生也是利己主义的，这有点过分了。但是坦白说，我对北大极度失望，不是一般的失望。但是从内心深处又觉得北大还是有一点希望能保留（它的精神的），因为北大毕竟有传统在那里，而且青年是多变的，所以我觉得现在教育在培养出高智商利己主义者的同时，还有一批（我也接触到一些）现在还在坚持自己的梦想，还在坚持走自己的道路的学生，所以我现在更看重的是后面的这部分学生，我永远把自己眼光放在一些多少还在坚持理想主义的人身上。当然他们的理想主义跟我的理想主义可能不一样，但他们多少还在坚持。所以我曾经写文章讲到两点，我说我们要坚信人性的力量，因为人性决定人本质上还是精神动物，人本质还是社会动物，我们要相信这一点。

　　另外我觉得要相信青春的力量，因为青年人总有一种向上的力量，但是这样一种青年力量、人性的力量是不能承受压力的，我经常讲这句话，人的本性既有善又有恶，问题是这个环境，这个条件，是扬恶抑善的，还是扬善抑恶的，我觉得问题出在我们现在很多情况都是扬恶抑善。我们要争取改变，哪怕局部改变这样一种状况，要扬善抑恶，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交谈就是扬善抑恶，我们谈的都是一些向上的东西，好的文化生态就是扬善抑恶的过程。